[原创]论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的效力/严静波

发布日期:2017-10-30   |   点击率:

论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的效力


文/严静波


一、引  

随着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人们生活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夫妻双方选择在婚姻关系续存期间,会将共同共有的财产赠与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等第三人。然而,在夫妻共同赠与之后,经常发生赠与方其中一方反悔,希望撤销原先的赠与,然而夫妻另一方表示不同意撤销赠与合同或者不表示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是否有权撤销双方共同赠与合同是当今司法实践中具有分歧的一个问题,有大量同案异判的现象存在。

本文将立足于司法实践,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总结出单方撤销夫妻赠与审判思路,从而统一司法标准、减少同案异判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二、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裁判立场

有些审判法院认为在夫妻共同赠与后,单方有权撤销整个赠与合同。比如在“于世浩与于梦赠与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于世浩将与第三人孙盛兰共同共有的房屋赠与女儿于梦后,又因为女儿不再让其居住并打骂原告,原告请求法院撤销房屋赠与合同。然而,于世浩妻子即第三人,不同意其丈夫对共同财产的撤销赠与,主张原告对房屋属于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任何一方不能单独撤销。法院认为,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现原告不同意将房屋赠与被告并主张撤销,撤销的是赠与合同,而不是原告在诉争房屋中所占有的份额。

在“黄梅林与傅启坚赠与合同纠纷案”中,傅小财、黄梅林将转让其二人按政策享有的土地所得的钱款平均分配给傅启坚、傅启和,之后傅小财死亡。黄梅林因傅启坚未尽赡养义务而主张撤销赠与。被告认为,该赠与是傅小财、黄梅林夫妻双方共同作出,现傅小财已死亡,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黄梅林不能单独撤销。法院认为,黄梅林有权因傅启坚未尽赡养义务而主张撤销赠与,故撤销的法律后果及于共同赠与行为。

有些审判法院认为在夫妻共同赠与后,单方有权撤销赠与合同,但是仅限于自己的份额,无权处分他人的部分,所谓撤销部分赠与合同。在“覃素兰、兰玲芝与兰智丹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兰智丹与被告覃素兰经人介绍再婚后,达成协议:由兰智丹单方出资建房,并于楼房建成后,将房屋权属分为三等份,覃素兰、兰玲芝(谭素兰与前夫所生女)与兰智丹各拥有一份产权。后兰智丹与覃素兰因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兰智丹提请诉讼,请求撤销兰玲芝拥有的一份产权和当双方去世后上述房屋归兰玲芝及其子女的条款。审理法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原告兰智丹在房屋未办理登记转移为被告兰玲芝共有手续时,有权撤销赠与合同,但本案属于夫妻共同赠与的行为,故兰智丹仅有权撤回自己名下50%的份额(房产的六分之一)。二审维持原判。

有些审判法院认为在夫妻共同赠与后,单方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限,无权撤销赠与合同。在“张某与被告刘某、第三人刘某甲赠与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张某诉称,原告出资给被告购买住房一套,后又原告出资对房屋进行装修,然后原告父母在该房中居住期间,被告对原告父母及姐姐有殴打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益,故起诉要求撤销原告赠与被告的购房及装修款。法院认为,视为原告及第三人的共同赠与行为。现原告单独行使撤销权,需经共有人同意,但在该案中第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撤销赠与,故原告不能单独行使撤销权。

三、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法理分析 

(一)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价值考量 

根据《婚姻法》第17条的相关规定,夫妻财产制分为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法定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双方在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在婚姻续存期间所得的部分特定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夫妻共同共有实际上包括法定财产制下特定部分财产共同所有和约定财产制下共同共有的情形,这也是本文讨论共同赠与行为的前提范围,即赠与财产标的应当是共同共有的财产。

夫妻共同赠与本来在生活中的形式并不固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该行为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法院最终根据赠与合同进行判决可撤销该赠与,也有法院根据“夫妻财产约定”将其进行认定。因此,要解决撤销夫妻共同赠与的纠纷,首先应厘清这种夫妻共同“赠与”的性质。我国现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第19条中,该条明确了约定的三种形式,即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依据此规定,关于我国《婚姻法》第19条,学者一般有以下理解:(1)大多数学者认为该条限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三种形式,其中并不包括夫妻双方将财产赠与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夫妻共同赠与不属于该条中的夫妻财产约定。(2)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9条属于独创式的约定夫妻财产制,其表述的范围应当涵盖了夫妻财产归属的所有情形。因为从该条规定中并不能得知哪些财产属于共有、哪些财产属于分别所有,因此该条的夫妻财产约定应包括夫妻财产可以约定的任何形式。笔者倾向前者,既然法条明确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做了规定,那么其中明显不应该包括双方赠与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夫妻共同赠与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

对于夫妻共同“赠与”,作者在查询大量案例后,总结发现在现实中夫妻对共同共有财产“赠与”协议一般有两种形式:(1)在“赠与”协议中表述为由夫妻双方和某个受赠第三人共同共有,在这个表示中,当事人一般采用“约定”一词,且不对赠与的份额作出明确分割的意思表示。如在“张杰与张微微的撤销赠与纠纷案”中,当时人表述为“张杰、张会香及张微微登记为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2)当事人夫妻明确在协议中表示将特定财产赠与第三人。在这种表示中,当事人明确了赠与关系,对财产范围有明确的规定,且表示自己在赠与之后将脱离对赠与物的控制的意愿,受赠人亦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如在“于世浩和于梦赠与合同纠纷案”中,双方在签订的赠与合同中表明夫妻双方自愿将烟台市某房产赠与被告,被告自愿接受原告和第三人的赠与。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赠与”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究其性质还是有区别的:(1)两个协议订立主体不同。前者主体为夫妻双方;而赠与合同是一方无偿转让财产,一方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主体双方当然为赠与人即夫妻双方与受赠人。(2)两者意思表示内容不同。前者主要意思表示内容侧重夫妻双方就基于身份关系下的财产进行分配;而赠与合同主要侧重对外考虑对受赠人的利益,其中夫妻双方作出的共同赠与意思表示是对外赠与的前置条件。因此,夫妻共同赠与性质的认定需要结合协议的具体内容,不可将所有类似协议全部直接用赠与合同的思路处理。若是夫妻双方明确赠与的意思,排除并脱离自身对共有财产的控制,这才能构成讨论单方是否有权能撤销共同赠与合同的前提;而若是夫妻双方约定为三人共有,短时间内也并没有对这种共同共有关系下的财产有分割的打算,赠与人也无愿意脱离对赠与财产的控制权,那么笔者认为该协议并无将财产按照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将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的意思,第三方只是获得一个与“赠与人”夫妻双方持续性共同共有的状态,若当事人无离婚分割的打算,还是获得不了实质上财产性的权利,这并不是财产法意义上的赠与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夫妻双方行为以物权改变为内容,看似是一种赠与行为,但赠与人实则无脱离赠与物控制的意愿。而该行为又与夫妻双方身份关系密不可分,以夫妻关系存在为前提,与一般情况下的财产法意义上的处分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别。张作华先生认为身份行为可分为纯粹身份行为和身份财产行为两种。纯粹身份行为是以亲属身份建立、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而身份财产行为是以设立、消灭亲属间财产关系的法律行为。笔者认为前者行为就是这种身份财产行为。这种行为一经作出立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区别于一般赠与。这种行为有以下特点:(1)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基于于身份关系。在身份财产行为中,合法的婚姻关系是身份财产行为有效的前提。(2)身份财产行为虽以财产为内容,然而更受到人身性的制约。

基于以上所述,若是当事人仅仅将协议约定为一个夫妻与第三方共同共有的状态,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只有对于《婚姻法》规定未尽之处,才可以补充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下赠与合同撤销条款的思维去解决该类问题。

(二)法定撤销权和任意撤销权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差异

根据《合同法》第186条和《合同法》第192条,我国法律对法定撤销权和任意撤销权作出了区分。该两种撤销权行使的条件不同:(1)任意撤销权适用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法定撤销权可以适用财产权利转移之后。(2)两者行使情形不同,法定撤销权只适用于严重侵害赠与人、对赠与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等特定情形,而任意撤销权只要不存在经公证、道德上或者公益的赠与,就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销该赠与。(3)两者行使期限不同。任意撤销权应在财产权利转移前撤销,而法定撤销权应当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4)行使主体不同。任意撤销权由赠与人行使,而法定撤销权可在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是为能力时,由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

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我国赠与条款的撤销体系。然而这两种撤销权对赠与人保护需求的程度不同,体现在行使期限上。任意撤销权要求在财产权利转移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在财产权利转移后仍可行使。可见,当赠与人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或者重大不公时,法定撤销权更进一步地提供有效手段维护赠与人权利,是任意撤销权的补充。在夫妻共同赠与中,单方对夫妻共同赠与的撤销权也因属于任意撤销权或者法定撤销权而有差异区分。任意撤销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是为了维护赠与人过于严苛的义务和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不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夫妻共同赠与中考虑到其身份性因素,应当限制任意撤销权的适用。但是在法定撤销权中,若发生类似于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情形下,这时对赠与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需要远远超过对身份关系保护的需要,不应该再受到夫妻共同意思的限制。

(三)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对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影响

当今社会,“欺诈性抚养”的现象层次不穷地出现,挑战着社会道德的底线。随着如今社会财富急剧增长,越来越多家庭在家庭收入增长的同时会把自己的财产提前选择赠与子女,“欺诈性抚养”即是发生在这种前提下。当事人一方基于对自己亲生儿女的亲缘关系将财产赠与“子女”,之后又排除“子女”对己方的亲缘关系,这个时候单方是否有权撤销赠与以及撤销的范围成为了解决纠纷的关键。

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第58条、第59条中,当事人有权以重大误解、公平、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为由行使民事行为的撤销权。在以上的情形之中,赠与人的意思表示出现了瑕疵,赠与人对赠与的标的、性质或是赠与的象产生了误解,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其结果与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产生了偏差,那么就影响到了民事行为的有效性,视为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

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体现在《民法通则》中,因此对整个民法行为的适用具有总括性。无论是《婚姻法》还是《合同法》都是我国民法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除非身份法上有特别规定,否则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对于身份事项或者财产事项都应同样适用。因此,无论是夫妻之间达成共同赠与意思表示的协议还是对外赠与第三方的行为,都应该具备完整且真实的意思表示。《民法通则》的内容对民事行为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果当事人作出民事行为时意思表示不具备真实性,那么则不符合民事行为生效的要件。

与任意撤销权相比,基于意思表示的撤销权属于形成诉权,需要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才能行使,而基于《合同法》第186条和第192条的撤销权是单纯形成权,赠与人可以直接以意思表示直接行使,无需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

(四)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效力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等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在现今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会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安排,在夫妻关系终结时候,在离婚协议中将财产约定为子女所有。然而之后一方又基于生活压力、再婚情况或者子女对其态度和赡养情况希望撤回该之前对子女的“赠与”。事实上,该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撤销争议就是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一种特殊的形式,本质上也适用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解决思路,当然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也有其特殊性。

离婚协议从内容上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具有混合性。离婚协议因其基于高度的人身性质,法律将其视为婚姻家庭法调整的范畴,仍属身份性协议:(1)离婚协议以终止婚姻关系为前提,婚姻关系的终结在离婚协议中占据主导作用。(2)其他类似财产分割条款、债务清偿条款是附随于终止婚姻关系的目的。本文认为,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与离婚行为密不可分,与夫妻双方的人身性、对子女未来生活的安排息息相关,应与离婚行为一起共同被视作一个整体,不可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单拿出来作撤销。

离婚协议因其典型地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因此在处置尤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尤其特殊的目的性。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当事人都是以终止婚姻关系为前提而做出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赠与行为。有时当事人达成赠与的合意只是为了促进离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条款可能并不是完全自己本意,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加快离婚进程对财产分割条款做出一定妥协和让步。若是放在一般的协议中当事人并不会作出这样的让步,因此离婚协议带有特殊的目的性和人身性。毫无疑问,因为离婚的法律后果是不可撤销的,如果赠与行为带有可撤销性,将给当事人带来“人财两失”的后果,违背立法本意。其次,在离婚协议是在夫妻双方综合考量下做出的决议,其中包含对双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子女抚养教育的安排,表达了夫妻双方对子女寄予的希望和关照。该协议中包含其人身性质和道德性质远超过财产性,不宜随意适用财产法上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最后,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中所涉及的赠与条款,与终止婚姻关系的目的密不可分,其中的赠与条款与其他协议中的子女抚养条款、财产分割条款、债务清偿条款应当和整个离婚协议做整体统一对待、整体考量,除非离婚协议因欺诈、胁迫等原因被撤销,否则一般不可将离婚协议和赠与条款分开考量,将赠与条款拿出来单独撤销。 正如2015年12月4日,最高院公布的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中“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所描述,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教育的相关条款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应当从整体考量,不可单独处理。若允许一方反悔,则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助长不良风气。因此若无夫妻另一方同意,单方无权撤销赠与条款。

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8条、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离婚后反悔离婚协议中赠与的,人民法院不宜支持其诉求。因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规则,该法条应当优先适用。

基于以上所述,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并不是一个简单财产意义上的赠与,即使该条款用了“赠与”一词,但仍然没有赠与合同的特性,不宜用《合同法》上撤销条款解决此类纠纷。因此,在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撤销应当排除《合同法》中任意撤销权的适用,不可用《合同法》第186条撤销离婚协议中的共同赠与。

四、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合同的处理建议 

对于解决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的效力问题,首先还是应该从探究夫妻共同赠与的性质开始。笔者查阅了大量案例后发现,当事夫妻对于这种“赠与”行为的表述通常有两种形式:(1)在“赠与”协议中约定某项财产由夫妻双方和某个受赠第三人共同共有。在这个表示中,当事人一般采用“约定”一词,且不对赠与的份额作出明确分割。(2)当事人夫妻明确在协议中表示将特定财产赠与第三人。在这种表示中,当事人明确了赠与关系,对财产的范围有明确的规定,且表示自己在赠与之后将完全脱离对赠与物的控制。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赠与”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究其性质还是有区别的。

在第一种“赠与”协议中,夫妻与第三人未约定具体赠送的份额,也未有将此财产分割的打算,该财产也将不定期地处于这种三方共同共有的状态。这种协议看似是一种赠与,然而当事人只能获得一个共同共有的状态,并无获得实质上财产性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在第一类“赠与”协议中,事实上并不是一种赠与合同,不应该适用《合同法》第192条和第186条中所规定赠与合同的撤销条款处置该类协议,应当直接适用《婚姻法》。

而在第二种赠与协议中,当事人明确将共有财产无偿转让给别人,并作出愿意脱离对该财产物权的控制,另一方也明确表示接受赠与,基于这种意思表示下所作的合同才能被看作赠与合同,这也是讨论是否适用《合同法》中撤销权的前提。

综上所述在“赠与人”没有打算离婚或者分割共同共有财产的前提下,没有脱离对赠与物的控制的意愿,笔者不认为这是《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因此该行为无财产法调整的余地;而在夫妻赠与中则发生了身份法和财产法的竞合,因此明确夫妻共同赠与的性质,是研究单方是否对夫妻共同赠与具有撤销权的前提。

区别是否为财产法意义上的赠与还是应当从赠与人的真实意志出发,从几个方面作出判断:(1)是否有赠与的意思。一般来说,在处置此类案件时,首先应当明确双方签订赠与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赠与合同中,当事人会明确以赠与的方式无偿转让所有权,而非模糊表述为“约定”。(2)受赠人获得的财产是否具有独立性。若是“受赠人”只是作为“共同共有”状态持续者之一且这种共有的状态会继续续存下去,这种共同共有份额是抽象的,在夫妻双方身份关系结束前,这种抽象的份额也不会被明确划分,则不应当被视为财产法意义上的赠与。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应表明愿意脱离对目的财产的控制,受赠人可以立刻获得财产份额,不受身份关系束缚。(3)订立的当事人是否为夫妻双方。前者主体一定是夫妻双方分别作为当事人,而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应该是赠与方和受赠方,即夫妻为一方,受赠人为一方。

 基于以上所述,在关于夫妻共同赠与中,单方是否有权撤销的问题上,首先应当确认该夫妻共同“赠与”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应属于《合同法》第185条所描述的赠与,即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若是当事人只将协议表述为“约定”特定财产由夫妻双方和受赠人共有,也无分割打算。笔者认为,此种约定不宜认定为赠与合同,应当直接适用身份法,行为成立起发生物权转移,因而不适用《合同法》上的撤销条款。

夫妻共同赠与的撤销请求权基于一般有二:(1)基于《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发生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时,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民事行为。(2)基于《合同法》分则中第186条和第192条规定,适用任意撤销权或者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

前者一般规定于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撤销权规定于《民法通则》第55条中、第58条、第59条中,主要是指因为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理由,而使民事行为带有意思表示上的瑕疵,就其民事行为本身所拥有撤销的权利。民事行为的撤销权被规定于《民法通则》中,对所有的协议具有普遍性,重在强调对当事人缔约意思的保护,区别于赠与合同撤销权对赠与人利益平衡的保护而获得的任意撤销权。因此,当赠与人因民事行为具有意思表示具有瑕疵的时候,即使目标财产的物权已经发生转移,赠与人也可以通过请求法院撤销赠与。此时当事人对民事行为的撤销,使整一个民事行为失去成立生效的要件,即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处分缺乏夫妻一致真实、完整的意思表示,因此撤销效力并不能限于要求撤销方的份额上,而应当及于整个行为本身。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女方故意隐瞒子女与男方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而使另一方误解视为其亲生子女而养育长大,所引起的这种“欺诈性抚养”就是该种情形适用的典型。当扶养人基于是自己子女的本意而赠与受赠人财产后,若后经过亲子鉴定排除血缘关系,扶养人自然有权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整一个赠与。

对于后者,即在夫妻共同赠与中,对于单方是否有权依据由《合同法》的赠与条款从而撤销赠与合同,笔者作如下分析。首先,除了日常生活需要以外,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需要取得夫妻双方一致的同意。赠与作为对处分的一种形式,需要夫妻双方一致的同意。因作出共同赠与时是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撤销赠与作为反向处分的一种形式,自然也应该得到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单方不能获得撤销的效力。其次,夫妻共同赠与中,无论是赠与方夫妻之间,还是赠与方与受赠方都带着人身性、道义性,不同于《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关系,因此应该限制单方依据《合同法》中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适用。

五、结  语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准日益提高,收入水平也随之增长,人们对于婚姻家庭价值观也呈现了多重理解,然而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稍显模糊,法官的法律适用、审判思路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导致了单方撤销夫妻赠与在当今的审判实务中产生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因此,分析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中的法律关系、行为效力,有利于统一审判思路,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的问题,维护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现阶段下,为了减少司法争议,减少同案异判的现象,应当让法官的处置案件过程中有良法可依,做到情理和法理的统一,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现象的关键。立法过程中既要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维护各方财产利益,又要考虑到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人身属性,方能彰显中华民族对公序良俗和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特殊的尊重和维护。其中,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完善是缓和立法模糊的有效措施。司法解释要遵循夫妻财产制基本逻辑,符合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基本价值取向,从而维护安定有序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单方撤销夫妻共同赠与案件的法律适用分析研究,统一司法标准,维护司法审判权威,实现审判效果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